冯积岐，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农村，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年开始发表小说。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部），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大树底下》等五部，散文集《人的证明》《没有留住的》等四部。《沉默的季节》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在陕西省凤翔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第一章

　　祝永达在村口那棵松树下碰见马秀萍是很偶然的事情，当时，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娶马秀萍为妻，从此甜甜美美地活人过日子。

　　那是一九七九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晌午。

　　走在田地里的祝永达觉得明媚的春天仿佛是从他脚底下生长出来的，解冻了的土地酥软而仁慈，从枯萎的色泽中挣脱出来的麦苗儿扑面而来。远远近近的村庄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鸡鸣狗吠声和空气中逸散出的各种细微的声音在表示大地苏醒了活跃了。他从大队办公室出来没有回家去，独自一人来到了田野上。他心里激荡得厉害。他用右手抚了抚浓密乌亮的头发，抬起眼注视着前方。二十五六岁的祝永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些，他消瘦、白净，目光深沉而略显忧郁，那张猴儿脸和母亲吕桂香的脸庞极其相似。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像个农民。

　　他庆幸他活下来了，活到了今天。

　　在松陵村，像他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死了五个疯了两个。他没有料到三十年以后（从一九四九年他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算起），只有一纸文件，或许只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地主成分就没有了。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原来这么简单！简单得使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被一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他既高兴又悲哀。

　　现在，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终究被解开了。动手给松陵村地主富农的娃们解开枷锁的是村里的支部书记田广荣。宣读完文件，田广荣进一步解释：“社员”是地主富农第三代子女的家庭成分，“社员”不再是“黑五类”了。会场上鸦雀无声。会散了，祝永达顺手抓起坐在屁股底下的半截子砖头毫不迟疑地扔出去了，砖头在一堆瓦砾中砸出的响声干脆有力。走出大队的院子站在路边他痛快淋漓地尿了一泡，朝着脚下他生活过的这块土地尿。他回头看时，赵烈梅还没有走，她站在大队院子门口，脸上挂着丰富而灿烂的笑，正在不错眼地看着他。他不止一次地从赵烈梅的目光里捕捉过脉脉温情。虽然，他不知道他在这女人心中的位置，但他明白，这女人很同情他。她是田水祥的婆娘，大他六七岁，椭圆形脸盘，肌肤微黑，极其丰满。她的眼睛说话时在笑，不说话时也在笑。他回过身来系裤带时赵烈梅莫名其妙地朝他点了点头，赵烈梅那喜滋滋的心情结结实实地写在她那表情饱满而润泽的脸上。

　　是田广荣把他叫到大队办公室去的。田广荣暗示他，要调他到大队里来工作。他没有表态也没有感激田广荣，出了大队院子朝那棵白皮松走去了。

　　这棵白皮松有一半枝丫已经干枯了，干枯的树枝仿佛老人的手瘦骨嶙峋地伸向饱满如籽的蓝天。松陵村人谁也不知道这棵白皮松有多少年岁了。松树下曾经有一座陵墓，陵墓是唐代末年被唐僖宗封为岐王的节度使李茂贞的儿媳的。因为有了这棵松树因为有了松树下的这陵墓，村子才叫了松陵村。

　　祝永达在松树下站立了片刻，信马由缰地在麦地里徜徉。太阳很嫩，跟路边浸出的小草一样。自由自在的春风如同脱了缰的牛犊子，很随意地把太阳抓过来给祝永达洒在脸上和身上，他觉得，一丝暖意跟线一样从他心上掠过去了。

　　田野上没有人影，没有牲畜，没有蚊蝇，没有机器，没有噪音，没有病毒，没有阶级，没有另类，没有恐惧，没有学习会、讲用会、斗争会；田野上有庄稼，有树木，有青草，有脚印，有汗水，有色泽，有宁静，有呼吸，有生长，有生存，有温馨，有骚动，有鲜鲜活活的空气，有蓬蓬勃勃的阳光，有平平安安的气氛，有丝丝缕缕的感情。祝永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突然觉得很轻松，欲望蓬勃得厉害，他只是想搂住他爱的或者不爱的女人把她们的衣服扒光，扒得一丝不挂，揽在身底下尽情地发泄一番：要一览无余要淋漓尽致要痛痛快快。他要人模人样地做一回男人，大喊大叫地做一回男人。似乎这些年来他等着的就是这一天。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被“解放”了。

　　祝永达恍然看见有一个女人朝他走来了，步子迈得很碎。直至走到他跟前走到松树底下他才看清了，是马生奇的大女儿马秀萍。马秀萍一只手挎在书包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女孩儿的手是那么纤细柔嫩那么招人注目。马秀萍先开口叫了他一声永达叔。他抬眼一看，女孩儿的脸红红的，粉粉的。她长得十分俊俏。伤感的松陵村似乎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光彩了，她给晌午的田野新增添了“有”——有了鲜艳的色泽。

　　“秀萍，放学了？”

　　“没有哩。”

　　“你咋老早回来了？”

　　“我爸不叫我念书了。”

　　“你十几了？”

　　“我是一九六五年的，十四了。”

　　“才十四岁，为啥不叫你念书？”

　　“我不知道呀。”

　　马秀萍那对柔软的大眼睛满含着委屈而无奈的神情。

　　“你爸呢？”

　　“在后边，等一会儿就回来了。校长和他说话哩。”

　　“你回去，等他回来了，我给他说，叫你去念书。”听祝永达的口气，好像马生奇非听他的话不可。

　　马秀萍就站在他跟前，说话时隐隐约约突起的胸脯一起一伏，略显潮湿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后来，祝永达曾经不止一次地想，那天晌午他和马秀萍的相遇大概是天意是上苍的安排是一种宿命，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注视她阅读她。十几年以后，紧紧依偎着他的马秀萍直言不讳地问道：“是不是从那天晌午起，你就开始打我的主意了？”他说：“哪能呢？我咋敢打一个十四岁女孩儿的主意？”他没有撒谎，他刚刚被不再“另类”，刚刚被“解放”，他还没有那样的勇气。马秀萍给他留下的只是一种明晰的、美好的印象，他的心中仿佛透进来了一束亮光，他不由得冲动，真想放开喉咙大声呐喊几声，或者脱光衣服就在这田野上疯跑，直到累得趴下起不来为止。他只有一个愿望：一定要人模人样地活人做出点事情来。在过去的那十年间，他简直活得不是人。

　　祝永达目送着马秀萍从松树底下走过去从田野上走过去，她的背身在他的目光中淡了，再淡了，淡到了他的视力不能及。她那鸭蛋形的带着孩子气的脸庞还在他眼前，她那双汪满了水的眼睛还在他眼前。女孩儿仿佛于一瞬间长进了他的肉里，把根须扎在他的心里了。

　　马秀萍走后不一会儿马生奇从南堡公社中学回来了，他是去给马秀萍退学的。马生奇快四十岁了，中等个子，四方脸，一头短发稀稀的，跟受了旱的玉米苗一样。他走起路来，腿有点向外撇。祝永达拦住马生奇问他，为什么不叫马秀萍念书了？

　　“我供她念书，那不把我冤死了？”

　　“她是你的女儿，你有责任供她，有啥冤的？”

　　马生奇冷笑一声：“她是我的女儿？她要是我的女儿，我非把她供进大学不可，可惜呀可惜，她是野汉的，不是我马生奇的。”

　　“娃大了，你不要胡说。”

　　“不是我胡说，她确实是野汉的。别人不知道，我马生奇知道，薛翠芳知道。”

　　马生奇不住地扼腕叹息。松树的阴影在他的身上摆动着。他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来手颤得半晌点不着火。马生奇冤枉得摇头跺脚。他很凶地抽着烟，恨不能一口把那半截纸烟连烟丝吞下去。他跟套在碾子上的驴一样在原地转了两圈，一双手响亮地拍了两下，好像等待了十几年了才找到了一个诉说冤屈的对象。

　　一看马生奇那十分愤慨的样子，祝永达不知说什么好。他给马秀萍的那个保票是白打了？看样子，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二章

　　从薛翠芳生下马秀萍以后马生奇就怀疑这女儿不是他的骨血。马生奇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在新疆石河子农垦师工作的马生奇回到了松陵村，和薛家村的薛翠芳结了婚。婚礼由松陵村的支部书记田广荣主持。三十多岁的田广荣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能给这一对年轻人主持婚礼也算是马生奇一家的体面了。酒桌上，村里人不住地赞叹，长相平平的马生奇算是采了薛家村的一枝花。薛翠芳的漂亮简直就是松陵村的一面旗帜，年轻人的目光被召唤到这面旗帜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在酒桌上就开始嬉闹了。连田广荣似乎也有了三分醉意，失去了往昔的威严与冷峻，薛翠芳敬酒时，他竟然捏住了新人的手腕不放，他的失礼使同桌的长辈们尴尬了好一阵子，端着酒壶的马生奇蒜头鼻子也红了却无法张嘴，也不知说什么好。一脸娇羞的薛翠芳从容自若，没有忸怩，没有给人们难堪。她的随机应变落落大方使长辈们颇为反感，当时，就有人放出了话：马生奇恐怕是守不住这个媳妇的。

　　结婚头三天没大没小。即使薛翠芳在酒桌上的举动有点放肆，马生奇也不会在乎的。初次交欢，他如同将嘴伸进蜂蜜罐子里被甜糊涂了。在新疆的漫漫长夜里他曾经焦灼地渴望过茫然地想象过，一经实践，他才明白，那美妙是想象不到的，它比酒更容易醉人更容易上瘾。天一黑，他就和薛翠芳钻进了被窝。他简直像吃不饱的孩子。使马生奇遗憾的是在他归队的前两天薛翠芳来了月经他想弄也弄不成了。他意犹未尽地踏上了归途。薛翠芳没有想到，她的这次“见血”会给马生奇的怀疑留下了间隙。

　　第二年国庆节马生奇回家探亲时，马秀萍已经出世了。他一时处在得到了女儿的欢欣之中不可能去想这女儿的血管里是否流淌着他的血液。他之所以不可能那么想，也因为他爱他的翠芳，爱得如痴如醉如癫似狂，就是她有什么过失也不能动摇他对她的爱。他在心里说，他爱她，要爱她一辈子。

　　一九六六年，他从新疆回到了凤山县，在县卫生局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因为工作需要他常去县医院，和一位医生交上了朋友。朋友之间无话不说，包括和女人做爱的事也会说得十分透彻十分粗鄙。是医生朋友提醒了他：你归队时薛翠芳正在例假中，怎么会怀上孩子呢？疑虑由此产生了：莫非她在松陵村有了相好？莫非他被戴上了绿帽子？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用审视的目光盯着薛翠芳，可他从薛翠芳身上并未发现一个放荡女人的蛛丝马迹。他能感觉到，除过自己的丈夫，她和松陵村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很深的交往，更不要说和谁暧昧了。他还是不放心，对她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半夜三更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到了松陵村。薛翠芳从被窝里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开了院门。在自己的房间他未曾嗅见一丝男人的气息更不要说捉奸了。女儿在炕那头熟睡着，薛翠芳的被子筒里尚有暖意。他上了炕，薛翠芳照常供他享用照常那么热烈那么贪婪。可是，他的疑团并未因此而消除。

　　从薛翠芳身上没有窥视出丝毫破绽，他又开始审视女儿。他将马秀萍叫到跟前来，左端详，右端详，怎么看，也在女儿的五官上看不出一丝半点自己的特征来。他是蒜头鼻子，他是细眯眯眼，他是厚嘴唇，而马秀萍的鼻子端端正正，眼睛黑亮黑亮，嘴唇不薄不厚，面部没有一处可挑剔的。就算她取了薛翠芳的全部优点面部也该有自己的一点痕迹，怎么从她身上连自己的影子也没有捕捉到？他极其失望极其沮丧觉得很憋闷很冤枉却说不出口。随着马秀萍一天天地长大，他对她越来越疏远了。有了二女儿和儿子以后，他对马秀萍就很讨厌了，左看右看不顺眼，动不动训斥她或者出手就打。马生奇一只手猛然抓住马秀萍脖颈上系“银牌”的银链子向前猛一拉，银链子勒得马秀萍又哭又叫。马生奇狠劲一揪，银链子揪断了。“银牌”到了他手中。这“银牌”是马生奇的祖母传下来的，有三个银元的分量。“银牌”状如青蛙，正面压印着“长命百岁”四个字。有“锁命”的意思。马秀萍满月那天马生奇将“银牌”系在了女儿身上。现在，他毫不留情地从女儿的脖颈上揪下来了。有一次，他出手太重了，孩子被打得尖声怪叫。薛翠芳将女儿搂进怀里流着眼泪问他，为啥要无缘无故地打孩子？他说：“她是我的女儿，我就该打。”薛翠芳说：“她就是你的女儿，你也不该打得那么狠，你的心肠咋硬得跟石头一样？”他说：“我只叫你说一句话，你说她是不是我的女儿？”薛翠芳不吭声。他口出粗言：“她是我日的，我就要打，她要是野汉日的，我就不打了。”薛翠芳知道他是借打女儿寻衅闹事，她一旦和他接上了话茬儿非吵个天翻地覆不可。她不和他较量，拉起女儿的手向院门外走去了。每逢这时候，薛翠芳就采取不战而逃的办法，她惹不起他总能躲得起他。她的愿望是尽量不让女儿遭受拳脚之苦，尽量不叫马生奇用带着毒汁的口舌扫荡马秀萍。至于说马秀萍是不是马生奇的女儿她不去和他较真，这事怎么能用嘴说得清呢？马生奇把她逼急了，她就说，你不相信，就去医院里检验。马生奇不去医院，他说他不愿意把人丢在凤山县城，他非要叫她说清楚不可。她看得很清，马生奇虽然骂得那么凶打得那么狠，其实很脆弱，他不但怕丢了他的面子，还怕失去她，她的漂亮使他自惭形秽。因为自卑，他就担心她会被别人占有，越担心疑心越重。马生奇如鲠在喉，想吐吐不出想咽咽不下，他只能变着花样折磨薛翠芳。可以说折磨薛翠芳是他对她的爱的一种粗暴的方式。说他不爱薛翠芳那不公平，他是很爱她的，爱到了恨的地步，恨不能将她拿在手中自如地摆弄。在他看来，女人一旦嫁了人就得无条件地忠于丈夫，他把女人的贞操看得比活人过日子更重要。遗憾的是，几年了，他一次也没有完成捉奸的壮举。他恶狠狠地想，一旦他把那野汉捉住非把他撕成碎片不可。然而，他就是把薛翠芳打死，她也不露口风。他越折磨她，她越强硬。使他难以理解的是，薛翠芳一次也没有提出过离婚，他施暴之后，依旧爬上她的肚皮，她从不拒绝也不反抗。

　　受到了多次欺侮之后，薛翠芳就把田广荣找来了。在薛翠芳的哭诉声中，这位村支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沉下微黑的脸膛用肃穆而冷酷的目光将马生奇压住，像训斥他的社员一样训斥马生奇。马生奇不狡辩，低着头，似乎不敢面对田广荣，只是不停地抽烟。等田广荣训斥毕之后，他就到隔壁房间睡觉去了。

　　在父母的吵闹声中马秀萍长大了。她的心中过早地塞进去了许多杂芜而污秽的东西。

　　晚上，马秀萍常常从睡梦中被吵醒，一些场面一些记忆她想抹也抹不掉。她睁开眼一看，父亲和母亲都站在脚地都是一丝不挂。父亲端着尿盆要给母亲灌尿喝，母亲极力反抗着。父亲扭住母亲的手腕要叫母亲说出和她相好的那个男人是谁，母亲死不开口。父亲按住尿盆硬向她嘴里灌，母亲摇着头躲避，尿水没有灌进母亲的嘴里给她泼了一脸一身上。马秀萍抱住父亲的腿求父亲放过母亲。父亲一脚将她蹬倒了。父亲蹲在木柜跟前点着一支烟吸了几口用烟头在母亲的奶头上烧，在母亲的肚皮上烧。母亲怪叫一声，长长地趴在了脚地。母亲惨然的叫声刀子一般刻进了她的心里，那时候她恨不能扑上去咬父亲一口。父亲的目光太可怕了，放着粗硬粗硬的光，她看一眼，就浑身发抖。

　　使她十分憎恨的是父亲和母亲在炕那头干那事从不回避她，父亲故意把那声音弄得很响把那气氛渲染得很淫荡，嘴里的脏话污水一样漫流，这是她最恶心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她提出要和父母亲分开睡，父亲偏偏不。后来，她才明白，父亲确实是故意那样做的，这是他惩罚一个不贞的妻子的方式，惩罚一个不该出生的孽种的方式。父亲的用心好毒好狠呀！母亲能够看出父亲用心不善，她对父亲说：“萍儿大了，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知道事情了，你咋整治我都行，不要害娃。”父亲还是那句老话：“你说她是不是我日的？她不是我日出来的，就叫她滚！”母亲一强辩，父亲就变本加厉了，他和母亲干那事，不再关灯，他把母亲身上的被子揭掉爬上了母亲的身体，两个人赤条条地在白晃晃的电灯下做着男女之事。马秀萍用被子蒙住头浑身颤抖着在被窝里啜泣。

　　秋天里，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父亲从县城里回来又和母亲闹事了。马秀萍从炕上下来，鞋也没顾上穿，一只手提着一只鞋，屏声敛气地出了院门。走在街道上，她才松了一口气，她穿上了鞋，拼命地向村外跑。她一口气跑上了通往县城里的乡村土路钻进了路旁的玉米地。刻薄的玉米叶子从她的脸庞上划过去，嫩嫩的脸被划出了一道一道的红印儿。她蹲下来喘着气，还没有哭出声来，抬眼一看玉米地里蹲着一个人，那个人撅着尻子在屙屎。马秀萍先是一惊，继而便被吓住了。她的一双眼睛盯住那个硕大的屁股盯住那个看不清面孔的男人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当她从一道塄坎上退下去，跌进塄坎下面那块低洼地里的时候如梦初醒了。秋雨在那块低洼地里形成了一个泥潭。她的浑身上下被污泥玷污了，跟伏天里在涝池的青泥中滚了几遍的猪崽一样，脏水像眼泪似的从身上向下滴。她这才哭出了声。她哭着从污泥中摸出了一双鞋，方口鞋的鞋口里灌满了黄而发灰的污泥。那双上了脚还没有穿几天的俊样的鞋面目全非了。她用手去抓鞋上的泥，结果越抓越脏了。她流着眼泪，提着鞋，进了村。

　　后来，马秀萍也知道了，尽管母亲已经不爱父亲，但父亲从不拈花惹草，从未和别的女人相好过。父亲的毛病再多，仅此一点，使马秀萍对父亲宽容了许多。

　　马秀萍回到家里时，薛翠芳正准备做午饭。

　　“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早？”

　　“还没到放学时间哩。”

　　“那你咋提前回来了？”

　　“是我爸把我叫回来的。”

　　“他叫你干啥呀？”

　　“他不叫我念书了。”

　　“他人呢？”

　　“等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行，我去找你田叔。”

　　“妈——”马秀萍说，“田支书又不是咱的家长，你找他干啥呀？”

　　马秀萍觉得，他们家的事和田支书无关。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情愿叫田支书介入父亲和母亲的感情纠葛。对于松陵村人都很尊敬的这位村支书马秀萍并不喜欢，而且有几分讨厌，讨厌他说话时居高临下的态势，讨厌他那冷漠得如同石头一样的面孔，甚至讨厌他那硕大的脑袋和秃了的顶。

　　“我不找他，找谁去？他是村支书，就该管。”

　　薛翠芳放下没有择完的菜，抬脚出了院门。她走得有点急，迈出的步子并不大。她的双腿修长而匀称，三十三四的年龄了但身材很端正，只是双肩稍微有点向下滑。走上街道，薛翠芳故意挺了挺胸，面部的愠怒也打扫干净了。

　　薛翠芳走进田家院子的时候，田广荣正在房檐台的石头上十分起劲地磨一把锄头，锄头和石头相摩擦发出的响声缓慢而粗糙。他磨锄头不是为了使用起来方便，他在磨锄头中想心事，手臂的动作是机械的，思维却十分活跃。他的身材并不魁梧脑袋却很大。只要他没有入睡，秃了顶的脑袋就处于思索状态。一个崭新的，他尚不能接受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农村里不讲家庭成分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一个信号，这样一来，他手中就缺了一件管治村里的法宝。本来，对那些“黑五类”们，他出大声唬几句他们就乖觉了，可是，现在，他不能随意支使他们、随意训斥他们了。他是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斗争中走过来的，现在不斗了，他的村支书将怎么当呢？使他窝火的是他有看法也只能装在心里，嘴上必须有拥护的言词，必须用行动来表示。他打算在“社员”成分中发展几个党员，以作表示。祝永达是他物色的第一个对象。他“欣赏”祝永达，并不是因为祝永达有非凡的才能，而是因为祝永达温和，收敛着个性。尽管，他自己富有个性，却不喜欢、也不愿意接纳有个性的人。他身边的人只要听话、好使唤就行了，他不需要比他强的人。要巩固他在松陵村的地位就要不断地培植新势力，这个势力集团中需要田水祥那样的二杆子货，更需要祝永达这样的能赢得人心的很乖觉的人。他把祝永达作为“培养”对象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他还没有觉察到祝永达的绵里藏针。

　　薛翠芳进了院门，他没有察觉到，依然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直到薛翠芳走到他跟前连喊了两声田支书，田广荣才停止了磨动。田广荣舒展了浓而粗的眉毛上下打量了几眼薛翠芳，叫她去屋里坐。薛翠芳说她有事找他，薛翠芳简略地说了一遍她的“事”。田广荣一听，就躁了：

　　“马生奇咋能这样？”

　　“你去劝劝他，不要叫他给娃使瞎心。”

　　“劝他？要是在前两年，我早叫民兵小分队把他捆起来了。你先回去，我等一会儿就来了。”

　　马生奇回到家里时，田广荣已坐在院子里等他回来。马生奇只扫了田广荣一眼没有理他径直朝房间里走。田广荣拦住了他：

　　“你不叫秀萍念书了？”

　　“不叫她念了。我给县建筑队说好了，叫她去干小工。”

　　“你是胡弄哩。娃那么小，能干小工？”

　　“我像她那年龄给互助组里犁地哩。”

　　“不行，要叫娃念书。”田广荣的口气很强硬。

　　“我没钱供她。”

　　“你不供，松陵村掏钱供。”

　　“你们掏钱供好了，还和我说啥？”

　　“我说你是一脑子糨糊。你就没看看形势，形势不一样了，现在不讲成分了，连马子凯那样的人也给‘摘帽子’了，人人都扯平了，咱贫下中农的娃们不念书，还能像你一样当上国家干部吗？”

　　对国家形势什么的马生奇不感兴趣。他觉得田广荣扯得太远，他不叫马秀萍念书是因为他不能白白花钱供养野汉的孩子，就这么简单。

　　“这事说定了，你不要胡来。你要是胡来，我就去县卫生局找你们的局长。”

　　对于马生奇这样的人来说还怕局长吗？他之所以答应田广荣是为了叫他赶快走出他家的院门，他不愿意和松陵村的这个“山大王”费口舌。在他的心目中，田广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大王”。

　　田广荣刚一走，马生奇一脚将他刚坐过的凳子踢翻了。他火烧火燎地走到灶房门口，朝正在做饭的薛翠芳骂道：

　　“你动不动把田广荣叫来，得是吓我哩？田广荣是你爸还是你爷？”

　　“他是村支书。我叫他来评个理，叫错了？”

　　“我还以为他是把你×翻了的野汉？”

　　“你满嘴胡说。”

　　“你没叫田广荣×过，我就不姓马了。松陵村几千口人，哪一家没点事？谁能把他请得动？你一叫，他就像孙子一样来了？你说这为啥？”

　　薛翠芳连和面的手也没洗。她从灶房里出来，又要去找田广荣。马生奇不仅冤枉了她，连田支书也冤枉了。马生奇一把抓住她的领口抡起拳头就要打。不要看他在薛翠芳跟前硬八分，他是嘴硬尻子松，在田广荣面前他顺溜得跟长虫一样，他不敢去面对松陵村的这个“山大王”。马秀萍从房间里跑出来挡住了马生奇。她说：“你们不要闹了，我不念书还不行吗？”马生奇一把推开了，说：“好啊，只要你不念书就行。”马生奇瞪了几眼，回房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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